《亚太城市绿色发展报告》近日出炉，对亚太地区100个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估。我们想知道，中国城市的绿色发展状况如何？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城市的绿色发展？

城市绿色发展应充分结合自身实际，不用刻意追求规模和数量，而要更加注重发展动力的培育和发展质量的提升，对于不同规模的城市，要走适宜自己的绿色发展道路。

城市该怎样绿色发展？

真正的绿色发展要建立在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基础上。

中国环境报：《亚太城市绿色发展报告》对亚太地区100个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估，并进行了亚太城市绿色发展指数综合排名。我们发现，有5个中国内地城市排在前50名。这些内地城市中，上海排名第一，而中部省会城市长沙排名第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

赵峥：我们是围绕环境宜居、经济富裕、社会包容、多元善治、国家繁荣5个维度来评价的，更强调绿色发展的综合性。

上海在环境宜居方面，因为人口密度过大、交通拥堵、污染排放等因素名次并不靠前。但上海一直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有良好的城市创新基础和能力。而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包括商业模式、体制机制的全面创新，能够推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促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发展，从根本上破解环境难题。

长沙在环境宜居方面排名并不靠前，但是在经济富裕和社会包容方面排名较靠前。长沙过去10年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在企业创新方面能力很强，而且科教发展水平很突出，拥有国防科大等50余所高等院校。

长沙的发展状况反映出中国城市的绿色发展定位问题。城市绿色发展应充分结合自身实际，不用刻意追求规模和数量，而要更加注重发展动力的培育和发展质量的提升，对于不同规模的城市，要走适宜自己的绿色发展道路。

中国环境报：您刚刚提到了中国城市的绿色发展定位。您认为，城市绿色发展该怎样定位？

赵峥：提出鲜明绿色发展口号的地区，很多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城市，这些城市往往面临“先天不足”和“后天乏力”双重挑战。

我们调研中发现存在两种现象：一是只提口号不落实，缺乏从拥有绿色资源禀赋转换到拥有绿色发展能力的途径。一些城市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改革发展进程中区位条件、产业转移等因素造成的，但在中国经济进入速度趋缓、质量提升的新常态时，没有因快速发展造成生态环境损害，是具有显著后发优势的。但是如何利用这一优势实现绿色发展，很多地区缺乏足够的战略储备和实施方案。这需要这些城市正视不足，抢抓绿色发展机遇，挖掘绿色发展改革红利，在理念、技术、产业、体制创新方面多做文章，因地制宜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变，把口号变为行动。

二是绿色发展的悖论问题。一些欠发达地区城市提出的是绿色发展，但走的还是传统发展的老路，发展愿望强烈，发展模式陈旧，重规模不重质量。有的在工业发展中仓促上马高污染项目，有的在发展旅游休闲产业时大规模破坏生态环境。这些城市虽然倡导绿色发展，实际上并没有做到。

绿色发展是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有质量增长和社会福祉的提升。欠发达地区城市要推动绿色发展，首先要强调质量，要做到将绿色与发展充分结合，依靠创新驱动转变发展模式。

中国环境报：绿色发展要实现经济的有质量增长。对此该怎样进一步理解？

赵峥：绿色发展既要绿色又要发展，不仅仅是环境的问题，更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真正的绿色发展是要建立在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基础上的。事实上，大多数绿色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也是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经济质量较高的城市。

通过研究，有两点发现：一是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绿色发展状况。亚太城市绿色发展指数与人均GDP呈现明显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68。排名前15位的城市，人均GDP全部超过1.4万美元，在区域城市体系中保持着强劲的增长态势。二是收入分配与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紧密相关。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环境意识逐渐觉醒，会更加重视健康和生活品质，更加关注环境和环境保护工作。

促进城市绿色发展，需要不断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并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以培育更多具有较高收入、有责任意识的市民群体，促进共享、实现共治，为城市绿色发展贡献力量。

未来城市绿色发展如何发挥城市群作用？

整体统筹资源配置，形成整体演进、分工合理、联动协作的城市绿色发展网络。

中国环境报：我们注意到，北京在亚太地区城市排名中位居第21名，在中国内地城市中排在第二。对此您作何评价？

赵峥：北京尽管环境问题仍然严重，但在发展机会，包括教育水平、科研水平、文化等方面表现突出，城市创新优势也非常明显，具有绿色发展的潜力和促进绿色发展的能力。对北京而言，要从发展的角度，正视问题并解决问题，按照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标准，为中国城市的绿色发展探索道路、树立绿色发展典范。

实际上，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与其所在的城市群息息相关。发达国家的城市群是市场化形成的，其绿色发展也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城市群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带动和辐射效果非常明显。但中国大多数城市群是政府规划建立的，而且城市群内的城市往往同样按照行政的逻辑有自己的设计和规划，这就容易导致绿色发展缺乏整体性和协调性，从而造成项目重复建设，导致产业结构同质化、绿色发展水平较低等问题。

例如，在京津冀都市圈中，北京发展水平高，投入治理的能力强、力度大。但是河北、天津乃至内蒙古、山西等省区，其绿色发展现状、改善绿色发展水平的能力都相对滞后。如果单一依靠行政手段而缺少市场化的治理机制，不仅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会受到影响，北京自身在绿色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在亚太城市绿色发展指数总体排名中，位居前15位的城市中，有5个属于美国东海岸城市群和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而中国城市的绿色发展仍然没有集群化。从单一城市向都市圈、城市群转变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规律。未来城市绿色发展应高度重视城市群的作用，在更广阔的空间上整体统筹资源配置，形成整体演进、分工合理、联动协作的城市绿色发展网络。

中国环境报：我国城市绿色发展没有形成集群化，制约因素是什么？

赵峥：主要取决于整体的绿色发展制度体系构建和治理体系构建。我国大多数城市的绿色发展仍然集中在政府自身对绿色发展的考量，更多地注重一城一市的发展，城市之间的协同发展相对较弱，缺乏一个稳定的、自上而下的设计。如京津冀地区绿色发展，是由党中央、国务院专门出台协同发展规划来推动的，这体现了国家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视。但最终实现城市群绿色发展，还需要更多地依靠市场的力量，通过政府、企业、社会的共同努力，建立城市群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

对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有哪些对策和建议？

建设宜居、富裕、包容、善治、国强的城市绿色发展体系。

中国环境报：《亚太城市绿色发展报告》提出，治理鸿沟是造成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差距的重要原因。请问，怎样才能缩小这种差距？

赵峥：研究发现，绿色发展水平落后的城市与绿色发展水平领先的城市之间存在较大的治理鸿沟。绿色发展排名处于弱势的城市，其治理体系大多很不完善。在这方面，我们与国外的差距的确较大。

美日发展模式最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就是以法治为基础，更加重视市场化手段的运用，如排放权、水权的交易等。其在相关评估体系构建，包括第三方组织介入等方面，也值得我们学习借鉴。